作者：劉城（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西方中世紀的編年體史書起源于基督教會，早期的編年史家大多是生活在修道院的修士。如13—14世紀產生自圣奧爾本斯修道院的編年史被認為代表了中世紀教會修史的最高水平，堪稱中世紀文化發(fā)展高峰的代表作品。圣奧爾本斯編年史由多位修道士接力完成，最初的開創(chuàng)者是溫德歐弗的羅杰。

 

　　編年體史書的出現(xiàn)，源于教會歷法對宗教節(jié)日的推算。為了確定一年一度的復活節(jié)日期，需要記錄并且計算太陽和月亮的運行周期，各地修道院為此而制作“復活節(jié)年表”。教會的歷法書吏有時也在“復活節(jié)年表”空白處加注當下發(fā)生的大事件（諸如：國王去世，新王即位，自然災害與星象異常，宗教活動……），由此而產生了“復活節(jié)年表記事”。

 

　　公元4世紀，凱撒里亞主教尤西比烏撰寫的編年史已經脫離了復活節(jié)年表而以獨立形態(tài)存世了。尤西比烏記載的事件開始于以色列人部落首領亞伯拉罕誕生，結束于324年。尤西比烏編年史用希臘文寫成，問世不久即由基督教學者杰羅姆譯成拉丁文，并且續(xù)編至380年。杰羅姆的譯本和續(xù)編促成了尤西比烏編年史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流傳，羅杰編年史借鑒并且模仿了這部編年史的體例和內容。

 

　　羅杰編年史以上帝創(chuàng)造世間萬物開篇，結束于1235年的記事。羅杰開始著書立說的時候，正值英格蘭國王理查一世統(tǒng)治時期（1189—1199年）。經歷過國王約翰的統(tǒng)治，1235年是國王亨利三世在位的第19年。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羅杰記錄了三代國王統(tǒng)治的歷史。理查一世在位9年有余，其中大約4年時間在海外的十字軍征戰(zhàn)中度過。在羅杰的筆下，理查一世“勇武善戰(zhàn)”，承載著“騎士風范的尊嚴與榮耀”。國王約翰的統(tǒng)治引發(fā)了國內諸多臣民的不滿，最終演變成為大規(guī)模的反叛行動。羅杰編年史詳細記錄了反叛行動的發(fā)起、策劃、實施、后果，并且對約翰的所作所為做出評判。國王約翰在歷史上留下的貪婪、無能、剛愎自用的負面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羅杰編年史的塑造。

 

　　羅杰編年史關注的重點是“人”，全書自始至終“記錄人之生死，以及降臨于人的各種機遇，奮力書寫天堂、塵世各種因素造就的奇人”，借此評判塵世間“各類行為，是善還是惡”。出于“教化后人并且向勤奮之人提供幫助”的目的，羅杰關于人生事務的記載堪稱豐富多彩。過往發(fā)生的重大事件、王國的演變與歷代統(tǒng)治者的繼承嬗遞、教會的財產權利以及其他世俗利益、羅馬教宗寫給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圣奧爾本斯修道院的書信、國王發(fā)布給各地郡守的詔令、國王與各地貴族之間的來往書信、國王的軍事遠征行動、發(fā)生在英格蘭乃至歐洲大陸的政治事件、教會杰出人物的生平事跡等，都在編年史中留有詳細記載。

 

　　羅杰編年史開篇伊始簡要敘述《舊約全書》與《新約全書》羅列的歷史，顯示出撰寫一部世界史的意圖。從447年盎格魯-撒克遜人第一次見諸英格蘭歷史記載開始，羅杰將記事的目光聚焦于英格蘭，行文之間也論及歐洲大陸的事務，諸如羅馬教宗、帝國與皇帝、國王與貴族諸侯。對于一位偏居于修道院一隅的編年史家而言，這就是目力所及的世界格局了。

 

　　后世研究者對羅杰編年史做出分析考訂，辨認出全書各個部分的內容來源：（1）447年以前的歷史敘述，除了《舊約全書》與《新約全書》的文字之外，抄錄或者改寫了羅馬時期的作品，包括尤西比烏與杰羅姆的編年史文本。（2）447年至1189年的歷史敘述中，大量內容借鑒各地修道士編纂的史書，其中包括伯里·圣埃德蒙編年史、比德撰寫的編年史。（3）關于1189年至1235年將近50年歷史事件的記載，出自羅杰本人的耳聞目睹，堪稱全書最有價值的原創(chuàng)內容。抄錄前人的文字內容，以此為起點續(xù)寫編年史，在中世紀早期是一種習以為常的書寫方式，各地修道院的編年史大多以這種方式成書。羅杰在撰寫編年史的過程中，受益于對前人著作的借鑒。他在編年史前言中如此陳述：書中的某些內容“取自值得信賴的天主教作家的書寫，一如色彩斑斕的花朵采集自不同的園地，因色彩不同而形成了差異……”。這樣的書寫方式并非全無益處，對于那些原件業(yè)已散佚失傳的著述，羅杰的抄錄與改寫也起到了保存文獻典籍的作用。

 

　　在羅杰之后，修史的傳統(tǒng)在圣奧爾本斯又延續(xù)了200余年。修道士們年復一年，把羅杰開創(chuàng)的編年史續(xù)寫到1440年。從羅杰開始到1440年，在圣奧爾本斯修道院形成了一個編年史家群體，稱為“圣奧爾本斯學派”。中世紀歷代編年史家中，較為突出的是羅杰以及緊隨其后的馬修·帕瑞斯。羅杰將編年史撰寫到1235年，馬修·帕瑞斯續(xù)寫至1259年。他們二人撰寫的編年史以史實豐富著稱，也因此被譽為“中世紀最為杰出的編年史家”。

 

　　如此眾多的修道士，在如此漫長的時段內，連續(xù)不斷地接力修史，在西歐中世紀歷史上十分罕見。研究者推測，羅杰及其后續(xù)者從事的是有組織的群體行為，他們接受了圣奧爾本斯的指派，代表修道院書寫編年史。這樣的推測合情合理，但是并未獲得文獻史料的支持。現(xiàn)存史料證明了另外一個事實：圣奧爾本斯的編年史家也是國王的御用文人。亨利三世曾經向馬修·帕瑞斯下達指令：“準確并且完整地書寫當下發(fā)生的事件，將之不可磨滅地記錄于書冊的顯要位置，從而使關于這些事件的記憶永久留存于子孫后代的記憶之中。”國王關注于史書的修訂，顯然是出于“資治通鑒”的目的。當愛德華一世在1291年提出對蘇格蘭王位的繼承權利時，不僅在修道院編年史的相關記載中尋求支持，而且要求各地修道院將愛德華一世對蘇格蘭王位的繼承權利“記錄于編年史中，作為永久的記憶”。

 

　　圣奧爾本斯編年史堪稱一部鴻篇巨制，其中承載著非常厚重的文獻史料。然而，修道士們何以獲取如此廣泛而豐富的信息用于歷史著述呢？首先，本篤會修道院素有修史的傳統(tǒng)，圣奧爾本斯修道院不僅珍藏有文獻典籍用于修史，而且有機會與同屬本篤會的其他修道院分享傳抄著史成果、交換信息。其次，圣奧爾本斯修道院毗鄰倫敦，得以分享倫敦作為經濟、政治、社會中心帶來的各種便利。在圣奧爾本斯過往、停留的旅客帶來英格蘭乃至歐洲大陸的各種消息以及他們自身的經歷，為修道士們記錄歷史提供了素材。再次，圣奧爾本斯是英格蘭最為顯要的修道院之一，在英格蘭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這里生活的修道士經常被國王委以重任，有機會進入政治生活的中心地帶參與機要，直接從政府獲取檔案文獻。

 

　　羅杰在編年史的行文筆墨中經常采用“花朵”一詞形容美好的事物，他撰寫的編年史以《歷史之花朵》之冠名而為今人知曉，其中蘊含的豐富史料為后世研究中世紀英格蘭歷史留下了充分的佐證。

 

　　《光明日報》（2019年03月18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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