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美祿（貴州財經(jīng)大學教授）

 

　　“后人登臨無須哀”，是我胡謅的一句詩。我之所以輕率、冒失地胡謅這一句詩，主要是為了同元明易代之際王翰“登臨常使后人哀”這句詩抬杠。

 

　　需要說明的是，王翰這句詩雖然很樸實，但卻道出了許多登臨者的心聲。“虎踞龍蟠化劫灰，登臨懷抱動吟哀”，這是對金陵作為六朝古都繁華逝去的悲哀。“惟余石塔殘陽里，長使登臨過客哀”，這是面對靜安寺講經(jīng)臺頹圮景象而生的悲哀。“昔賢勝賞今陳跡，落日登臨畫角哀”，這是對時過境遷的悲哀。“枉說黃金可招士，登臨徒使后人哀”，這是懷才不遇的悲哀。由此可見，盡管原因不一而足，但登臨使得人們心生悲哀則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登臨還可以導致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悲哀。“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文人墨客登臨時游目騁懷，難免會感觸良多。而情動于衷，必然要形之于言，于是題詠便應運而生。這些題詠，意與景會，把自然人化，起到了為江山增色的功效。等到后人登臨時，面對的景致雖然相同，但施展的空間變得狹小，往往感覺好詩都被前人寫盡了。在前人的籠罩和壓抑之下，后來者不得不斂衽擱筆。王翰對這種現(xiàn)象一言以蔽之道：“勝概已為先輩賞，登臨常使后人哀。”從本質上說，這是一種精神壓抑導致的悲哀，也是一種文學影響導致的焦慮。

 

　　才大如李白者，都未能幸免。唐代詩人崔顥南游，登武昌黃鶴樓，感慨系之，寫下了《黃鶴樓》詩。這首詩藝術水平極高，被嚴羽譽為唐人七律第一。元代辛文房在《唐才子傳》中記載：“及李白來，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無作而去。為哲匠斂手云。”

 

　　是不是李白就心悅誠服、善罷甘休了呢？據(jù)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記載，李白在黃鶴樓擱筆之后，“欲擬之較勝負，乃作《登金陵鳳凰臺》詩。”把崔顥的《黃鶴樓》和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進行比較，不難發(fā)現(xiàn)在構思立意、謀篇布局和聲律用韻等方面，李白明顯受到崔顥的影響。因此，“擬”字用得十分準確，清楚地表明了李白對崔顥的模仿，也折射出崔顥對李白的凌壓。

 

　　在前賢題詠處三緘其口，也許不失為明智之舉；在前賢尚未題詠的景點，則不妨牛刀小試。據(jù)《舌華錄》記載，宋代文人“張伯玉過姑熟，見李太白十韻，嘆美久之。周流泉石間，后見一水清澈，詢地人，曰：‘此水名明月泉。’公曰：‘太白不留此題，將留以待我也。’”張伯玉雖然疏狂，但不與李白爭雄，采取規(guī)避的策略，無疑包含著氣餒的成分。據(jù)阮閱《詩話總龜》披露，張伯玉詠明月泉詩為：“至今千古松，猶伴數(shù)峰雪。不見纖塵飛，寒泉湛明月。”詩歌讀起來寒氣凜然，很切合所詠的對象，也不失為佳作。

 

　　與王翰詩歌表達的哀怨相反，孟浩然在《與諸子登峴山》一詩中說：“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這幾句詩豪情貫注，讀來胸中油然升起一股浩然之氣。其實，詩歌難盡登臨興，認為好詩都被前人寫盡了，那是一種錯覺，一種片面的認識，也是無力別開生面而產(chǎn)生的一種悲觀。江山多嬌，文筆不能窮其美；精思一搜，天地不能藏其巧，所以“后進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每個人從自己獨特的感受出發(fā)，都能夠寫出優(yōu)美的詩歌。

 

　　另外，不只是過去已成的作品影響現(xiàn)在，新創(chuàng)作出來的作品也會影響傳統(tǒng)。英國詩人兼評論家艾略特就認為，古今作品共同構成了一個文學譜系，“當一件新的藝術品被創(chuàng)作出來時，一切早于它的藝術品都同時受到了某種影響。”盡管不像過去的作品影響當下這么顯著，但確實會使得整個文學譜系都做些修改。也就是說，“過去決定現(xiàn)在，現(xiàn)在也會修改過去。”這種修改，竊以為不僅是評價上的，也是結構性的。既然如此，作家登臨時絕沒有感到悲哀的理由。

 

　　在客觀時間上，后來者固然無法超越前人；而在主觀創(chuàng)作上，其實大有可為。既然登臨了江山勝跡，就不妨好好體悟，須知“時來展材力，先后無丑好”；“舊人不敵新人新，后來居上如積薪”，所以說“后人登臨無須哀”。勉旃！

 

　　《光明日報》（2019年02月22日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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