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者說】

　　作者：曹霞，系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

　　毫無疑問，我們當下正生活在一個越來越快速、越來越便捷的時代。但是，只要是曾經(jīng)領略過古老中國文化那寧靜輝光并于其中提取到精神滋養(yǎng)的人們，都會不約而同地意識到，這也是一個越來越粗礪、越來越容易走神的時代，因為文化之“美”從來都與“高速”絕緣或悖反。祝勇就屬于懷此慨嘆之人。在《紙上的故宮》中，他說自己有一種“偏見”，即認為“只有在農(nóng)耕文明中，人們才會對藝術產(chǎn)生膜拜的感情，隨著農(nóng)耕文明的瓦解，唯一可能成為藝術的就是為藝術準備的挽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農(nóng)耕文明”曾經(jīng)全面而深刻地將人與天地萬物聯(lián)結在了一起。在那樣的生活里，人們不慌不忙，起居有度，身、心、靈按捺不住地散發(fā)著自然的芬芳，對藝術的崇尚也能夠保持純粹高放的品質。

　　漁村小雪圖宋·王詵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因此，祝勇選擇的書寫對象，無不具備“農(nóng)耕文明”那緩慢、安靜、樸素的質地。簡淡清凈的云居寺，皎潔安詳?shù)陌?，平滑如鏡的上林湖，哺育萬民的圍屋和楠溪江，從歲月深處生長出來的婺源古物，京都木屋里寡淡潔白的清水豆腐……這些凝結著大拙、大美的事物仿佛與生命的流逝無涉，甚或可以說，它們將時間之箭扭轉了方向，朝著天地玄黃的來處將自己鍍上了層層古老的光暈。只有像祝勇這樣對美具有高度敏感和信任，并能夠持之以恒進行追索和琢磨的人，才能撥開混沌的枝蔓，將它們的本真面目辨認出來。比如，在一個黑如墨漆的深夜，當他在德格印經(jīng)院里用手觸摸經(jīng)書雕版上凸起的字跡輪廓時，他完全“看到”了它們的形狀，讀懂了它們保存著的智慧，從而安心虔敬地接受那暗夜里莊嚴圣潔的照耀。

　　云居寺山門

　　沿著這一邏輯，我們可以斷定，能夠在如是純樸、不摻雜質的物事中看到“美”、禮贊“美”的祝勇，必定擁有一套屬于自己的獨特完整的美學認知譜系。這套譜系拒絕現(xiàn)世的凡俗利益，剔除了工業(yè)時代的急躁粗糙，絕不妥協(xié)于人云亦云。甚至，它還具有自我過濾和生長的功能，能夠將精神之美搭筑為高塔，使所見與所得互現(xiàn)互證，互為良性循環(huán)。

　　如果說物象之美是靜態(tài)的話，那么，更讓祝勇?lián)艄?jié)贊賞的是充滿生命力和文化深度的動態(tài)之美，如王羲之、李白、蘇東坡那樣狂卷著歷史波瀾、鑲嵌著審美維度的人生。寫這三人，祝勇均從自己熟知且極為鐘情的書畫作品入手——王羲之的《蘭亭序》、李白的《上陽臺帖》、蘇東坡的怪石墨竹。他把歷史知識、文化博聞、藝術領悟的經(jīng)緯融入筆端，通過研究撇捺的流轉、墨跡的濃淡、留白的氣象，不僅讀出了他們?nèi)烁竦臐崈艉透哌h，而且鋪展出了與之相關的美學史、文化史、藝術史。關于王羲之，作者通過史實的還原，以富有動感和畫面感的文字描摹了永和九年的那場盛世之醉，描述了王羲之在書法中寄寓的精神之苦，向我們展示出一個殘缺但不乏慰藉的結果：《蘭亭序》的真本下落不明，但后世文人卻通過對它的臨摹建立起了一個綿延不絕的美學共同體。換言之，王羲之“缺席”的墨寶以另外一種形式始終“在場”，并開啟了中國文人精神王國的建構之旅。

　　《紙上的故宮》祝勇著長江文藝出版社

　　至于李白和蘇軾，祝勇著墨更多的是他們的浪漫有趣、樂觀曠達、高蹈的性格、深邃的孤獨。看得出來，他格外喜愛并迷戀這樣的人格。而有意思的是，這兩位中國歷史上千古難逢的奇人恰恰都是以對儒家文化的反叛、僭越而自我成長為了獨立的美學個體、文化的有機體。祝勇寫李白、蘇軾，并不拘囿于其文、其才，而是以歷史主義的廣闊視角將他們精神世界的成型與時代背景聯(lián)系起來：唐朝以對駁雜的游牧民族文化的包容含納而孕育出了成色紛雜、酣暢任性的“大唐李白”，他住在每個中國人的心中，是我們的遺傳基因、血液細胞和精神密碼；宋朝則以文化的雅趣廣博、文人的知己情懷安放了“僅次于上帝的人”蘇軾，他“以出世的精神入世”，創(chuàng)造了新的人生觀，也給中國人留下了新的精神資源和文化資源。在作者看來，這與其說是他們的幸運，莫若說是中國文化和歷史的幸運。因為他們都是“大于時代的人”，他們給予時代的，遠遠超過時代給予他們的。中國文化和精神的深度也因為他們而大幅度地得以提升。

　　枯木怪石圖宋·蘇東坡

　　祝勇以清朗俊逸、飽含詩性和暖意的筆墨追溯和描摹著歷史深處的文化之美、精神之美，但作為一個現(xiàn)代人，他要做的絕非“復古”，而是要以現(xiàn)代人的觀察和智慧在“舊”里讀出“新”，在古老帝國的追憶里完成個體生命的哲學思考。《紙上的故宮》寫中國文人如詩如酒的快意人生，寫漢武帝雄心萬丈建功立業(yè)，寫李自成功敗垂成孤獨亡命，寫“定遠”艦沉默如謎的殘骸，寫京都寺廟里的枯山水，還有清兵之墓，馬關之殤，中山之約，實則都指向對人生終極命題——“時間”的思考。

　　祝勇將中國文人對生命的樸素憂思與其創(chuàng)作聯(lián)系，將中國循環(huán)的時間觀與西方的線性時間觀相對比，將歷史的風起云涌與人之生命本質相聯(lián)系，收獲了豐富、辯證而多面的思考與書寫，這種書寫具有極強的延展性與縱深度。在他縱橫捭闔的對比與聯(lián)系之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文化和精神以縱貫千年的柔韌講述著亙古彌新的真理：從時間哲學來看，“中國人在循環(huán)中找到了對抗死亡的力量，因為所有流逝的生命和記憶都在循環(huán)中得以再生”；從精神美學來看，“中國傳統(tǒng)的審美記憶”以力量和擔當“收束于優(yōu)雅藝術與人格中”。我想，對于祝勇而言，中國人的時間觀與美學觀是彼此互涉、一體兩面的，它們同樣具有柔軟堅韌和品格和流動輪回的形態(tài)。而這種“超越物理力量”的精神之美、之力，是中國之為文明之國的精髓所在。

　　這是一種飽滿蓬勃、強勁回流的文化的自信，精神的自信。無論我們的時代前進到何種程度，這種內(nèi)在的支撐都是無法被取代和抹除的。我以為，《紙上的故宮》正是在文化關注度日益稀薄的當下，重新為我們注入了美的力量。它所展現(xiàn)出來的智性詩意與遼闊氣度，使讀者的心性能夠得以重新沐浴中國文化的溫煦之光，并抵達精神之美、生命之思的充盈與浩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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