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山連后山，遠山連近山，看不到邊的還是山——這就是云貴高原的烏蒙山區(qū)。大山深處的保華鎮(zhèn)，是貴州省六盤水市鐘山區(qū)最僻遠的鄉(xiāng)鎮(zhèn)，也是脫貧攻堅最難的“硬骨頭”之一。

　　大山無言，脫貧有聲。5年來，保華鎮(zhèn)的貧困發(fā)生率，從2014年的28.47%降為2019年底的1.33%，并成功通過脫貧攻堅考核驗收。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近日走村串戶，從一個個消失的“貧困印記”中，感受到了震撼人心的千年之變。

　　“姑娘棚”拆掉了

　　貧困與愚昧是一對孿生兄弟。扶貧干部2017年走訪時發(fā)現(xiàn)，當?shù)鼐尤贿€保留著“花房”舊習。

 

 

　　▲黃德貴之前住的茅草房。受訪者供圖

　　▲黃德貴在新房前打掃衛(wèi)生（7月7日攝）。記者潘德鑫攝

　　因辦事公道、為人熱情，黃明舉在保華鎮(zhèn)奢旮村苗族群眾中有較高威望，是當?shù)氐?ldquo;小苗王”。據(jù)他介紹，過去，當?shù)匾恍┬』缯优?，有一種似棚非棚、似房非房的“建筑”，有的用土石壘成，有的用藤條樹枝編成，有的是土墻茅草搭成。這些“建筑”就是“花房”，原本是苗族婦女農(nóng)閑時聚集在一起，進行雕花、刺繡、織布等傳統(tǒng)技藝傳習的場所。

　　“但‘花房’后來變味兒了，成了‘姑娘棚’。”黃明舉坦言，過去人多房少，再加上重男輕女思想，苗家女孩到了十二三歲只能到“花房”睡覺，一二十人睡一個大通鋪。后來一些遠村近寨的苗家小伙也來串花房，甚至留宿，“花房”成了談情說愛的場所。

　　對于這樣的“花房”，黃明舉是反對的，在他看來，“花房”拉低了苗族后生的文化水平。

　　在奢旮小學從教36年的苗族教師楊發(fā)文，對“花房”也是“深惡痛絕”。2010年以前，村里的苗族女孩很少有上初中的。她們十二三歲就開始在“花房”談情說愛、談婚論嫁，有些女孩不到15歲就結(jié)婚生子，沒有機會再讀書了。

　　“沒有文化，永遠走不出貧困的‘怪圈’，‘花房’延續(xù)甚至加速了貧困的代際傳遞。”楊發(fā)文認為，閉塞、貧窮、住房條件惡劣是“花房”異化的現(xiàn)實基礎(chǔ)。在很多人看來，“有女早嫁”，家里能少一張嘴吃飯，還可得一份彩禮。

　　伴隨“花房”而來的，是落后的婚戀觀，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早婚早育超生等社會問題。

　　為了破除“花房”舊習，2006年以來，楊發(fā)文、黃明舉曾多次嘗試拆除“花房”，但收效甚微。寨里很多老人反對：“拆了‘花房’，女娃兒住哪兒”“‘花房’是祖宗留下的傳統(tǒng)，不能丟”“大家籌工籌勞建的，你們憑啥拆”……

　　10多年間，當?shù)氐?ldquo;花房”是拆了又建，屢禁不止。2017年摸排時，奢旮村仍有“花房”7棟，是這一帶最多的村。

　　“花房”無疑是另一個貧困印記，保華鎮(zhèn)黨委政府下決心拆除。易地扶貧搬遷、危房改造，拆除多少舊房、危房都不難，但想拆除“花房”卻很不容易。

　　干部只能一次次開院壩會，講生理衛(wèi)生知識，講婚姻法，講移風易俗，終于，全村人開會表決同意了拆除，傳統(tǒng)陋習被徹底破除。

　　“陋習要摒棄，優(yōu)秀文化也要傳承。”鎮(zhèn)黨委書記黃長華告訴記者，在拆除“花房”的同時，保華鎮(zhèn)還投入了100多萬元，把奢旮小學舊址改造成了一個民族手工藝加工廠，主營苗族的蠟染、刺繡、蘆笙加工，既可傳承發(fā)揚苗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還解決了30多人就業(yè)。

　　“沒有這些年的脫貧攻堅，‘花房’很難徹底消除。”在楊發(fā)文看來，“花房”之所以能拆除，耐心細致的群眾工作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近年來，教育扶貧、控輟保學及農(nóng)村危房改造等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村民的教育觀念、婚戀觀念進步了，住房條件也得到明顯改善，“‘花房’賴以生存的基礎(chǔ)正在削弱、消失”。

　　隨著精準扶貧的全方位推進，群眾思想觀念正在發(fā)生巨變。走進烏蒙山區(qū)深處，到處都能看到好路、好房、好產(chǎn)業(yè)、好日子，更能感受到群眾“我要脫貧”的內(nèi)生動力和自強精神。

　　奢旮村八組32歲的馬科明，打工返鄉(xiāng)后靠養(yǎng)豬成為脫貧致富的帶頭人。今年他還租地48畝種烤煙增收，并準備把一些條件相對差的地塊利用起來種魔芋。

　　“把能用的地都用起來，政府扶貧是不漏一個人，我做產(chǎn)業(yè)，也要不漏一塊地。”馬科明信心十足地告訴記者。

　　他愛人陳艷琴今年27歲，在10個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現(xiàn)在是兩個孩子的母親。當問及還生不生時，夫妻二人態(tài)度很明確：“不會再生了，要對現(xiàn)有的兩個娃娃負好責，要讓他們過上更好的生活。”

　　不再“湊水”送禮了

　　“過去哪家有紅白喜事、接親嫁女，寨里每戶都要提前送一桶水去，既是送禮也是‘湊水’。”在保華鎮(zhèn)奢旮村，39歲的黃明舉回憶說，“一次至少得湊夠50桶，還要省著用”。

　　后來通毛路了，“就找農(nóng)用車去10多公里外的山下拉水，一車水也就四五噸，要500元至1000元，算下來一兩百元一噸。路太爛，沒有司機愿意拉，農(nóng)用車跑幾個月就得換一回輪胎。”黃明舉告訴記者。他感嘆道：“那時真是又窮又臟，沒有水，所以衛(wèi)生差。”

　　奢旮村黨支部書記張建興也證實：“過去很多家的餐桌幾年沒有洗過，大家臉上頭上也都油油的。家里水不夠吃，有些人就到山上，找一種名叫‘火棘果’的紅色小野果，薅一把嚼下去充饑又解渴。”

　　“罩子烏烏二道坪，男到三十無女人。挑水當作趕水城（原縣城），水桶扁擔嚇死人。”和奢旮村一樣，保華鎮(zhèn)海拔近2100米的二道坪村，也是貴州省深度貧困村，也曾面臨吃水難。每次挑水感覺像去縣城一樣遠，家家戶戶門口都擺滿了各種規(guī)格的水桶和扁擔，有成年人用的大木桶，也有小孩背水的小膠桶。因為缺水省水，二道坪人還被外界打上了“只洗臉不洗腳”的標簽。

　　“現(xiàn)在自來水可以敞開用，一個月水費也就十來塊，以前想都不敢想。”今年46歲的二道坪村民毛碧，至今還記得10年前蓋新房時，光從山下買水就花了6000多元，因為幫忙的人多吃水多，和水泥也需要水。水從外面拉進來，就存入地膜打底的土池里。有一次毛碧早上起床發(fā)現(xiàn)地膜破了，頭天儲存的水都滲進了土里，心疼得掉了眼淚。

　　對剛剛脫貧的奢旮村九組51歲的肖榮軍來說，通水通路是他感受到的最大變化。“我從小就背水，背了幾十年。過去背兩桶水要大半天，天天都要背，因為除了人，豬牛雞鴨都要喝水。一頭牛一天就要喝100多斤水。”

　　“滿山遍野找水，哪怕牛蹄印里的水也不放過。”黃明舉回憶，以前為了取水，下半夜雞一叫，就要帶上水瓢和桶上山尋水，去晚了就不一定有了。碰到小水洼就把水舀到桶里，一般要找到10多個小水洼，才能蓄滿一桶水。

　　“一般下半夜出發(fā)，中午才能回家。背回的水渾濁，還需要放在水缸里沉淀好幾個小時才能用。”黃明舉說。

　　鎮(zhèn)長李勇回憶：“剛修水利時，我們說政府出錢，但今后會收水費，沒想到群眾說10元一噸都行。他們太渴望自來水了。”

　　貧困是個“綜合征”，水、電、路、住房、教育、醫(yī)療、無線網(wǎng)絡，每一項都是脫貧攔路虎。李勇說：“精準扶貧進入最后收官之戰(zhàn)，所有短板都要補。”

　　“補短板，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就拿水來說，奢旮村是高山溶洞區(qū)，三面懸崖，一面陡坡，留不住水，無法修水渠水塘。村后的山坡緩些，但山上有小煤層，含硫量高，地表水也不能飲用。最后只有從10多公里外的山下水庫取水，經(jīng)二級提灌上山，從海拔1530米提到2100米，再輸?shù)礁骷腋鲬簟?rdquo;黃長華告訴記者。

　　2016年以來，保華鎮(zhèn)投入近6300萬元實施飲水安全工程建設，累計安裝輸水管網(wǎng)680余公里，通過集中供水方式解決了8750余戶的安全飲水問題，結(jié)束了奢旮、二道坪等村寨人背馬馱、望天吃水的歷史。

　　“沒人浪費水，也沒人欠水費。”黃明舉成了奢旮村第一位“管水員”，負責水管維護和收水費。他說，盡管用水不愁了，但大家還是很“節(jié)省”，自來水用來煮飯燒菜，房蓋水留下來拖地、洗衣、飲牛。

　　老人與狗搬家了

　　保華鎮(zhèn)奢旮村二組52歲的黃德貴，一個人在深山里生活了幾十年，與孤獨和寂寞相伴到老，沒有人知道他是怎樣熬過來的。

　　三年前，扶貧干部“精準識別”到他時，他已經(jīng)有語言障礙了，在生人面前不會說話。集鎮(zhèn)哪天趕集也記不清了，想起就走兩三個小時下山，去了集會都散了，又摸黑翻山越嶺回家。

　　從黃長華2017年拍下的一組照片看，黃德貴過去住的是土墻房，破敗不堪不能遮風擋雨，屋頂上的茅草已經(jīng)發(fā)霉變黑。照片上的黃德貴，表情茫然。

　　“當時他家只有3只雞，一條狗，50斤玉米，一對石磨，一個小水缸。一面墻垮了一半，是用玉米稈和柴草擋住的，室內(nèi)亂得插不進腳。因長期與世隔絕，見到生人都膽怯，還不會說漢話。”駐村第一書記鄧招貴回憶。

　　“他是我幺叔，一直住在幾公里外的山那邊。爺爺奶奶去世后，我們都搬出來了，他一個人留在了那里。我們放牛到那邊時也去看看他。”在村委會旁邊黃德貴的新家中，黃明舉回憶。

　　黃明舉曾多次動員黃德貴搬下來，“他有時說山上涼快，有時說山上養(yǎng)雞方便，有時說一個人習慣了，就是不搬”。

　　黃明舉告訴記者，“有一次我說山下好得很，有電有路燈，晚上亮得很。他說不用麻煩了，到街上買個電筒，拿到你家充個電，也可以走夜路，還能用一個星期。”窮到極致的黃德貴很倔，拒絕的理由也挺有面子。

　　后來，政府給黃德貴修了新房，還配了衣物、家具和電器。記者看到，新房中一切都是新的，除了一個木梯、一只水桶，還有那條黑花狗。

　　“2018年9月他搬過來時，只帶了這三件，因為這三件他感情最深。特別是這條狗，養(yǎng)了六七年了，以前背水、種地、趕集，狗都跟著去，也只有狗陪著他。”黃明舉說。

　　去年10月，村里為黃德貴安排了公益性崗位，負責一個公廁、兩百多米村道以及一個操場的保潔，每月400元。加上其他補貼和產(chǎn)業(yè)收入，黃德貴已實現(xiàn)脫貧。

　　“既要盡力照顧他，也不能讓人背后講閑話說養(yǎng)懶人，就給他安排了這個崗位。他不僅要打理好自家屋子，也要督促其他農(nóng)戶搞好衛(wèi)生。”張建興補充說。

　　在這個僻遠的苗族山寨，采訪黃德貴基本上是靠翻譯完成的，然而當記者問他“對黨和政府還有什么要求”時，他不等翻譯，就直接豎起大拇指說：“很滿意，很滿意！”

　　“爬遍千山萬水，走進千家萬戶，破解千難萬題，方見千年變化。”這是當?shù)胤鲐毟刹康男穆暎麄兺ㄟ^日復一日的打拼，終于換來了山鄉(xiāng)巨變。

　　（記者蔣作平、潘德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