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我進入陜西師大中文系就讀。

 

　　上大學前，我已嘗試文學創(chuàng)作，在縣上、地區(qū)的文學刊物上發(fā)表過作品，也曾多次給省上的報刊投稿，參加過地、縣的業(yè)余作者培訓班。能被錄到陜西師大中文系就讀，一心投入到自己喜愛的專業(yè)上，我心中是很高興的。陜西師大中文系的師資力量有口皆碑，許多教師的大名于我都像仰望天上的星星一般：教古典文學的馮成林、霍松林、朱寶昌、高海夫，教古漢語的高元白，教古典文論的寇效信，教外國文學的周駿章、馬家駿，教現(xiàn)代文學的黎風，教寫作課的閻景翰……能拜他們門下求學，實在是我的幸運。

 

　　先生教我——我認識的閻景翰先生

 

　　插圖：郭紅松

 

　　在這一長串名單中，閻景翰先生對我具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我已選定把文學創(chuàng)作作為終生奮斗的方向，閻先生教授寫作課，自然祈求得到他的教誨。我還在讀高中時，我的文學啟蒙老師劉羽升先生向我介紹陜西作家，其中就講到侯雁北，那時我就知道侯雁北的原名叫閻景翰，我們的鄰縣禮泉人。劉羽升先生說侯雁北是一位多面手，小說、詩歌、散文、雜文，樣樣拿手，二十出頭即成名，在陜西師大任教，既是學者也是作家。后來我在1959年選編的《陜西建國十周年文學獻禮集·短篇小說選》中，讀到侯雁北的《井》，被深深感染。最喜歡的是先生的語言，樸素、清新、典雅，一如畫法中的白描。從小讀《三國》《水滸》，后來又讀孫犁、朱自清，對文學作品中的白描手法甚是欣賞，侯雁北也是運用白描手法的高手，也就肅然起敬。我后來選用“白描”作為筆名，蓋出于這種審美追求。

 

　　大學一年級開設寫作課，很盼望閻先生給我們授課，但沒有，教我們寫作課的是寧銳老師。寧銳老師的課教得很好，但心中對閻先生的念想還是放不下，一打聽，說是先生有什么歷史問題未做結(jié)論，還不能登堂講課。那時“文革”還在繼續(xù)，很多老教師都不能進入教學一線，閻先生有什么問題，不清楚，心中不免悵然。

 

　　寧銳老師在寫作課上，給我們布置了一個作業(yè)：讀戶縣農(nóng)民畫《老書記》，用文字把畫面呈現(xiàn)的內(nèi)容表現(xiàn)出來。

 

　　這幅畫的作者是戶縣農(nóng)民劉志德，當時全國興起轟轟烈烈的農(nóng)業(yè)學大寨活動，劉志德作為一個農(nóng)村基層干部，帶領社員群眾參加了一系列開山修河、平整土地的勞動。當時上到縣委書記下至一般干部，都在勞動第一線，十分感人，這種親身經(jīng)歷，觸發(fā)了劉志德創(chuàng)作《老書記》的動機。畫面中，“老書記”在開山造田的勞動間歇，坐在一塊石頭上，身后背著柳條帽，身邊放著鐵錘、鋼釬、墊肩、軍綠色挎包，面前一塊大石頭纏繞著粗鐵鏈，下邊是下抬杠。“老書記”腳穿布鞋，高挽褲腿，一面聚精會神學“毛著”，一面漫不經(jīng)心劃火柴準備吸煙。這幅畫當時很有名氣，參加1973年戶縣農(nóng)民畫北京展出，又在全國八大城市巡展，被中國美術(shù)館收藏，先后有四十余家報刊發(fā)表，并被美術(shù)出版機構(gòu)印制成年畫、掛歷、水印木刻等廣泛發(fā)行，還制作成郵票。據(jù)有關(guān)方面統(tǒng)計，《老書記》當年的發(fā)行量僅次于《毛主席去安源》。

 

　　根據(jù)這個畫面，我展開想象，洋洋灑灑寫了一篇3000多字的文章，交了上去。

 

　　隨后的寫作講評課堂上，寧銳老師把我叫了起來，問了我一些寫作時的想法，寧銳老師沒有就我的寫作展開講評，只是說：“我要讀一位老師的點評，這位老師你們不認識，他就在我們系上，聽聽他的評語，你們一定會有收獲。”

 

　　評語先從寫作命題談起，大意是，讀一幅畫，寫一篇文章，看似簡單，其實要寫好并不容易。難度在于畫面并不復雜，但在畫面之外，可以勾連呼應的東西卻很多，這個命題寫作看似對內(nèi)容的規(guī)定性很強，但對文字表達提供了廣闊的延展可能；畫面是靜態(tài)的瞬間，畫面之外卻可以是轟轟烈烈的動態(tài)背景；觀尺幅之畫，心卻要遨游高山大川，缺乏想象和聯(lián)想的能力，就畫寫畫，就所見寫所見，思路窄逼，筆墨拘泥，文章肯定寫不好。點破寫作要領之后，老師對我的文章展開評述，多是欣賞稱贊語，結(jié)合行文展開具體分析。我的寫作是由里及外、由近及遠、又小及大，把想象和聯(lián)想由畫面上蕩漾開去，以層層遞進的方式，描寫了這幅畫外被作者略去的工地的火熱場面，同時向縱深開掘，讓“老書記”的形象在時代的、社會的大背景下定格。整個評析煞是周詳具體。事后我統(tǒng)計了一下，老師用紅色蘸水筆一絲不茍書寫的評語，達700多字。

 

　　寧銳老師宣讀完這篇評語后，告知全班同學，寫評語的是閻景翰老師，既是教師，也是作家，筆名侯雁北。

 

　　侯雁北！是我尊敬的侯雁北！事后我得知，那時先生不能上講臺，被安排在系資料室工作，但系上知道先生的能力和功底，就讓先生閱改指導學員的寫作課作業(yè)。我的作業(yè)有幸得先生閱批，不能不說是我的造化。

 

　　我之所以把先生評述我文章看作是予我的禮賞，不簡單是得到一次表揚，讓我收獲了一份自信，堅定了我走文學創(chuàng)作道路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我在文學前行的道路上，相信找到了一位引路人，相信立雪程門必有所得。對于一個苦苦求索的學子，一個跌跌撞撞往前攀爬的青年寫作者，沒有比這個更幸運的了。

 

　　然而很久，我無緣一睹先生真容。

 

　　一天，在中文系教學樓前，我看見寧銳老師和一個人正從樓里出來。寧老師突然叫住我，說：“來來來，白志鋼，給你介紹一下，這就是閻老師。”

 

　　對于閻老師，那個筆名叫侯雁北的人，我曾在腦海勾勒出這樣一副形象：挺拔的身板，銳利的目光，高聳的鼻梁，精致的額頭和下頦，舉止瀟灑，風度翩翩。讀他那些灑脫清新的文字，這樣一副形象已在腦子形成，但站在寧老師身邊的這位中年人，個頭不高，面容有些蒼白，即使身上裹著厚厚的棉衣，仍顯得很是瘦削。知道他不過四十多歲，但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老很多，身型似乎還有點佝僂。貼近想象的只有眼睛、額頭和下頦。眼睛不大，卻目光深邃，額頭飽滿，下頦突出，有種堅毅的力度。寧老師告訴先生，他欣賞的那篇寫“老書記”的文章就是我寫的，先生向我點頭，以微笑的神情看著我，沒有說話。那時，我緊張得說不出話，卻希望先生能給我說點什么，哪怕是一句鼓勵的話——但沒有，先生什么也沒說。事后知道，先生就是這么種性格，內(nèi)斂，少語，他對我并沒有多少了解，只讀過我一篇寫作課作業(yè)，該說的，已在評語中說了，其他的缺乏針對性的虛話套話不想說，干脆就不說。

 

　　但總算認識了先生，有了接觸。也就少了顧慮，后來專門拜訪過先生，在學業(yè)上得到先生的指導。上大二的時候，我寫過一篇表現(xiàn)工農(nóng)兵大學生“上、管、改”的小說，即工農(nóng)兵學員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小說題目叫《改造》，寄給《陜西文藝》（即《延河》，當時更名為《陜西文藝》）。編輯部很慎重，把稿子打印出來，組織陜西師大、西北大學兩校中文系學生代表討論，傾聽意見，后又把打印稿送陜西師大中文系，要聽聽老師們的看法。這等于給系上的老師們出了個難題，工農(nóng)兵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是個新生事物，小說寫工農(nóng)兵學員對舊大學的改造，對舊知識分子的改造，現(xiàn)在要讓一幫被改造對象對小說表態(tài)，這于他們是很有風險的，當時我不知道老師們對小說提了些什么意見，編輯部最后沒有發(fā)表這篇小說。陜西師大中文系蘇成全老師事后和我有過交談，說中文系看稿的老師有他、馬家駿、張登第、閻景翰等，大家覺得小說在沖突的設計、人物的把握上，沒有準確概括校園的實際情況。當時心里有些懊惱，但后來形勢的發(fā)展很快讓我多了一些反思，我從一個對“上、管、改”的擁護者轉(zhuǎn)而成為一個懷疑者、反對者、批判者，以至于后來寫出泣血含淚的《沒有繡完的小白兔》。我的這種轉(zhuǎn)變，不僅關(guān)乎寫作上的進步與突破，重要的是關(guān)乎思想認識和政治立場的撥亂反正。我感謝老師們?yōu)槲野咽刈　陡脑臁愤@一關(guān)，沒有讓我陷入“四人幫”文藝的泥沼中。我要感謝的人中，自然包括閻先生。

 

　　1976年我大學畢業(yè)留校任教，而先生的所謂歷史問題仍然沒有澄清，還在資料室工作。先生是個慢性子，走路、說話，慢慢吞吞，從不起急，對他的處境也不見有多么上心，該干什么干什么，一副聽天由命的態(tài)度。后來我知道，拖拽在先生身后的歷史問題，是他在禮泉縣讀初中時，曾集體加入過三青團，那時他年方十五六歲，還是個懵懂少年。但他在二十歲就投身革命，參加彭德懷、習仲勛領導的一野，在政治部文工團任創(chuàng)作員，那時，他就寫了《西進途中》《水》《關(guān)于青海的“花兒”》等，刊于《群眾日報》《甘肅日報》《新民主報》。先生的經(jīng)歷，解放初期即有政治結(jié)論，但長時間內(nèi)得不到公正對待，但他不計較一任命運的擺弄。在與先生交往接觸中，看到他一如既往的從容坦然，特別是看到他那靜如秋潭般的眼光，我相信，先生不是隨波逐流，只有具有信仰的人，才會在命運的顛簸里守得住那份篤定。

 

　　1977年，陜西師大中文系師生接受《烽火春秋》續(xù)集寫作任務，先生和我都被抽調(diào)到寫作組，共同在禮泉烽火待了數(shù)月時間。一同被抽調(diào)的老師還有馬家駿、王志武等。同學寫作水平有高有低，寫作組把寫作能力較弱的學員分配給先生，這樣先生的工作量勢必會增大，但先生毫不在意，極盡心力，認真輔導每一個學生，認真對待每一篇文章，等于把大學的寫作課搬到烽火的田間農(nóng)舍。后來大部分師生撤回，省委宣傳部安排鄒志安、賈平凹和我繼續(xù)從事《烽火春秋》續(xù)集的寫作，此前先生對很多學生寫烽火的文章都有精心的修改，這些浸潤著先生心血的文章最后成書時都收了進去。

 

　　在最后編輯《烽火春秋》續(xù)集的文章時，仔細看著先生留在學生一頁又一頁稿紙上的修改字跡，不由得又想起先生對我寫作“老書記”那篇文章的批閱。先生教我，恩禮以勵，而先生教澤宏敷，曾接受他禮饋的學生，誰又能算清有多少？

 

　　直到1977年底恢復高考，七七屆學生入學，先生才甩掉了身后的負累，重登講堂講學授課。

 

　　在中文系名師中，我曾經(jīng)擔心兩位先生的身體，一是霍松林先生，一是閻景翰先生。當時系上辦了個青年教師回爐深造班，霍先生給我們講古代文學，他患有肺氣腫，講著講著就接不上氣，從書袋里拿出一支氧氣噴筒，張開嘴向里噴，緩過勁來接著講。剛噴完氧氣，接著他就會點燃一支煙，而且不是什么好煙，兩毛六一包的“大雁塔”，邊抽煙邊講課。閻先生干瘦，面色蒼白，也抽煙，從不見高聲大氣說話，走路腳步沉緩，外形顯得比真實年齡要老很多。兩位先生的身體，可以說都不算好，歲月無情，命運會不會假他們以高年？

 

　　事物的發(fā)展出乎人們的預料，兩位先生后來成為中文系的老壽星，霍先生去年在九十七歲高齡上鶴歸，閻先生今年九十一仍健在。閻先生做人通透，活得大氣，世間大事，從不糊涂，而人與人之間的恩怨是非又從不介意。紅塵滾滾，牧心靈于蘭若凈土，世道紛紜，觀變幻于云卷云舒，持守一份真我，寫意人生春秋，天行健，仁者壽，閻先生的生命之樹，雄哉偉矣！

 

　　認識先生，是先生教我作文；懂得先生，則是先生教我做人。先生教我，幸莫大焉！

 

　　《光明日報》（2018年12月14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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