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晏彪

 

　　提及深圳大芬油畫村時，曾有人用輕蔑的口吻唱衰。但是，大芬從未走向窮途末路。這便是改革開放給我們的啟示：沖破陳舊觀念，勇往直前便會前程萬里。

 

　　深圳，無愧于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不僅充滿活力與創(chuàng)意、競爭與快節(jié)奏，更會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創(chuàng)造奇跡。大芬，屬于深圳，屬于中國，更屬于世界。

 

　　這是個曾被稱為“文化沙漠”的小村子，幾乎一夜之間變成了融藝術于生活的“百花洲”。

 

　　大芬以新著稱，甘坑以古聞名，這一新一古、一動一靜、一文一雅，演繹了拓荒者挖掘寶藏的神話。我邊走邊看，邊看邊聊。藝術家、美術師、工藝師創(chuàng)作的精美作品，仿佛在我近日頗感煩躁的心中注入了一種愜意，心胸豁然開朗了許多。從目光到內(nèi)心，從觸覺到感知，都激發(fā)出諸多的想法，也使我對繪畫藝術進行了某種聯(lián)想和思考。

 

　　畫家村多矣。北京也有個畫家村，名曰宋莊。宋莊與大芬的不同之處是，那里成名的畫家似乎多了些，各類工作室以原創(chuàng)為主的畫作占據(jù)了模仿者的地盤。相比之下，宋莊卻少了些許朝氣和經(jīng)營意識，更少了些許規(guī)模與氣度。

 

　　大芬不但云集了全國各地2000多名畫家和畫師，而且200多家畫廊復制的油畫作品都是市場最流行的名畫。在油畫博物館里，一位講解員告訴我，初期的大芬村以復制風景、人像名畫為主，包括梵·高的《向日葵》、達·芬奇的《蒙娜麗莎》。現(xiàn)在大芬村的作品風格多樣，有靜物畫，有抽象畫；有復制，也有半原創(chuàng)，還有完全原創(chuàng)。大芬村每年生產(chǎn)和銷售的油畫達到了100多萬幅，年出口創(chuàng)匯3000多萬元，被國內(nèi)外的藝術同行譽為“中國油畫第一村”。30年前，大芬還是一個原始的客家小村落，村民以種水稻為生，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1989年，香港畫家黃江來到大芬，租用民房，招募學生和畫工，進行油畫創(chuàng)作、臨摹、收集和批量銷售，由此將油畫這種特殊產(chǎn)業(yè)帶進了大芬村。目前，大芬油畫村共有以油畫為主的各類經(jīng)營門店1100家，居住在大芬村內(nèi)的畫家、畫工8000多人，形成了以大芬村為中心，輻射閩、粵、湘、贛及港澳地區(qū)的油畫產(chǎn)業(yè)圈。在國際營銷方面，大芬油畫以歐美及非洲為主要市場，經(jīng)營范圍涉及全球的各個國家和地區(qū)。

 

　　大芬油畫村自創(chuàng)立以來，有褒有貶。有人說，這里都是質量不高的臨摹畫，算不上是藝術。然而在我看來，大芬油畫村能夠使普通百姓近距離接觸到繪畫藝術，這便是非凡之舉。朝氣蓬勃的大芬油畫產(chǎn)業(yè)，告訴世人一個理念：油畫藝術作為世界性語言，業(yè)已成為走進各色人種、不同國度，倡導唯美文化，提高生活品質的代表物，是真正的“美麗使者”“和平之鑰”。盡管戰(zhàn)爭消亡了許多藝術珍品，盡管有人雪藏了一些藝術品，但在大芬，許多畫師將這些“在世”的和已經(jīng)“不在世”的藝術品重見天日，這不僅是一種經(jīng)濟效益，更是一種社會效益；不僅是一種功德，更是廣闊空間的文化傳播。

 

　　站在《向日葵》前，耳際回響起那些畫師含淚訴說的辛酸創(chuàng)業(yè)史，亦想起了荷蘭畫家梵·高。他的一生雖然沒有賣出一幅畫，而且備受生活折磨，但他成了最偉大的畫家。《向日葵》就是他自己的化身——把所有的情感都融入到筆觸和色彩中，幻化光影的魔力表達自我。每個人站在這幅畫前，都能感受到梵·高火一般熾熱的感情和對生活的希望。向日葵被束縛在花瓶中，但想要掙脫這種命運，渴望無拘無束的生長?，F(xiàn)如今，在大芬油畫村，梵·高的《向日葵》《鳶尾花》，又不知養(yǎng)活了多少畫師，美麗了多少人的心靈，美化了多少家庭。無論有多少人對大芬持有偏見，僅憑此功績，它所彰顯的藝術價值與精神價值便值得贊美。

 

　　走在大芬畫廊中，各種念頭在腦際回旋。藝術創(chuàng)作如何向原創(chuàng)轉型？如何保持商品畫市場之旺盛？在經(jīng)濟利益的驅使下各方如何以真誠取利？無可否認，在滿眼絢麗色彩的背后，存在著諸多不可回避的現(xiàn)實問題。然而新時代的大芬，正在這些挑戰(zhàn)前作出新的抉擇，揚其善，倡其美，開拓更大的發(fā)展空間——正如泰戈爾所言，“藝術在朝圣的路上，探訪現(xiàn)實中未知的一座座殿堂，走向一個同過去有著天淵之別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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