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札記】

 

　　作者：姜錫東（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周一星（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博士生）

 

　　對于中國宋代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王安石及其領導的“王安石變法”，當時人和后來人都有不同的判斷和評價，直到現(xiàn)在在學術界還有很大的爭議。對此，李華瑞教授的《王安石變法研究史》等學術論著已經(jīng)做出相當系統(tǒng)的評述。大致來看，當時人和后來人對于王安石的人品、學術水平、文學水平的評價，多數(shù)人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而對于王安石變法的評價，則分歧很大，聚訟紛紜。這里擬就王安石變法對于現(xiàn)代社會產(chǎn)生的影響略作梳理，從而為對其作出全面客觀的評價提供參考。

 

　　從南宋到清末的700多年間，學術界和政界對王安石變法大多持否定態(tài)度，甚至把北宋亡國歸罪于王安石變法。到清末民國時期，中國面臨千古未有的大變局，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改革派認識到王安石變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先進性，進而積極研究、贊揚王安石變法。梁啟超的重新評價與高度贊賞，不僅在學術界產(chǎn)生廣泛而長久的影響，而且在政界也有重要影響。1923年，中國革命先驅(qū)孫中山在廣州歡宴各軍將領會上的演說中講道：“諸君或者還有不明白民生主義是什么東西的，不知道中國幾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行過了這項主義的。像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漢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義的事實。”（《孫中山全集》）王安石變法確實想通過一系列的興利除弊措施改善民生，頒布的“均輸法”“青苗法”“農(nóng)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稅法”都有改善民生的作用。特別是通過“農(nóng)田水利法”，在全國掀起一場古代罕見的興修農(nóng)田水利的高潮，興修了一萬多處水利田。同時，更重要的是想通過改革變法富國強兵，鞏固當時地主階級危機四伏的統(tǒng)治，保證宋朝國家政權長治久安（漆俠：《王安石變法》）。從孫中山的講話可以看出，他的“民生主義”思想，某種程度上受到王安石“新法”的影響。在清末民國時期，很多學界政界人士積極主張學習西方，但很快發(fā)現(xiàn)西方文化也存在巨大問題與缺陷，需要在中華文化中尋找智慧加以補充改進。在梁啟超、孫中山等人的帶動下，很多政界人士積極研讀王安石的著作，宣傳王安石的“新法”。僅1935—1936年兩年中，各類報刊上就發(fā)表了100多篇論述王安石的文章。他們對王安石變法中的“保甲法”“青苗法”和“農(nóng)田水利法”等非常欣賞，并嘗試在制定政策時對某些變法思想有所借鑒。

 

　　清末民初，王安石的改革思想傳播到西方國家。擔任過美國農(nóng)業(yè)部長和副總統(tǒng)的亨利·阿加德·華萊士（HenryAgardWallace，1888—1965），自述從20世紀初就深受中國留學生陳煥章的博士論文《孔子及其學派的經(jīng)濟原理》影響，深入研究了王安石變法。擔任農(nóng)業(yè)部長后，他在大會發(fā)言、廣播講話、著作和信件中，又多次宣傳、肯定“常平倉”制度及其對美國農(nóng)業(yè)改革的必要性。作為羅斯福的重要助手，他領導起草的羅斯福新政農(nóng)業(yè)方面的重要法令《1933年農(nóng)業(yè)調(diào)整法》《1938年農(nóng)業(yè)調(diào)整法》等都采納了“常平倉”的一些思想。華萊士1944年訪華時，有關報道寫道：“華氏研究中國歷史，對于吾國王安石之農(nóng)政，備至推崇，迭次言論中皆有向往之詞……圖書室中適有一部古版《王臨川全集》。王世杰羅家倫兩氏，因示華氏以該書。……華氏答稱：余于此頗悉。離院時向諸生演說，因即期諸生記取王荊公的話，不畏天災，不畏任何阻力……華氏譽王安石中國歷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并請王主任可能搜集有關王安石之事跡，并訪得其后人。在沈部長歡宴席上，華氏重復提到王安石，并進而以現(xiàn)時代眼光與當時情形相較衡，發(fā)為一種樂觀的期待”。華萊士在演講中說：“彼于一○六八年在重大困難之下，所遭遇之問題與羅斯?？偨y(tǒng)在一九三三年所遭遇之問題，雖時代懸殊，幾乎完全相同，而其所采方法，亦非常相似。”他還說：“由于施行常平倉之計劃，美國當一九三九年歐戰(zhàn)發(fā)生時，已儲積額外之玉蜀黍……美國常平倉中此項龐大之額外存糧，予美國人民以儲備之糧食，而供應其需要，對于美國人民及作戰(zhàn)盟邦，均屬極端重要，而為有決定性之因素。”（沁青：《華萊士與中國農(nóng)業(yè)界》，1944年）

 

　　王安石表現(xiàn)出來的“三不足”精神和氣概（天變不足懼，祖宗之法不足守，流俗之言不足恤），驚世駭俗，震古爍今，對現(xiàn)代許多政治家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毛澤東稱贊他說，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日本歷屆首相全都反華，而田中卻要來與我國恢復邦交正常化，這頗有似于宋朝宰相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的精神；又說，當時的美帝、蘇修正陰謀合力對付中國，必然對田中的訪華不予贊同，而田中竟能不予理睬，毅然來華，這又頗似王安石的‘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根據(jù)史料記載和鄧廣銘先生的研究可知，“三不足”的說法，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保守派替王安石和宋神宗總結(jié)出來的。當宋神宗與王安石談論此事時，王安石說：“陛下躬親庶政，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每事唯恐傷民，此亦是懼天變。陛下詢納人言，無小大唯言之從，豈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茍當于義理，則人言何足恤？……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shù)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改變？”（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其實，在之前撰寫的《洪范傳》中，王安石批評漢儒的“天人感應論”、人君過失導致天象異常災變之論是“蔽而葸”；批評“災異自天事耳，何豫于我”之說法是“固而怠”，都是錯誤的、不可取的；他始終主張人君應該“恐懼修省”，“我知修人事而已”。對于“人言不足恤”的指責，王安石認為，他和宋神宗非常注意征詢、聽從幕僚和老百姓的意見，“豈是不恤人言？”但他同時又明確指出：“人言固有不足恤者”。從其他相關記載來看，他所謂的這部分不足恤的“人言”，指的是那些不合義理的膚淺之論、“流俗之言”。對于“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說法，從其全部言行來看，他所說的不必效法遵守而且應該改革的“祖宗之法”，實際上是指北宋前期5個皇帝、特別是太宗、真宗、仁宗3個皇帝的“祖宗之法”。因此，王安石并不是一個歷史虛無主義者，沒有不加區(qū)別地籠統(tǒng)否定前人。比如，他對夏商周三代也是推崇備至，多次公開主張“法先王之意”。王安石深知這場改革阻力和風險都很大，“與戰(zhàn)無異”，必須勇敢奮進，不能退縮。“三不足”之說，雖然不能表現(xiàn)王安石的全部真實理念和精神，但確實反映了他不畏艱難、果斷變法的改革家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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