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右二)先生在2010年“莫高余馥：饒宗頤敦煌書畫展”開幕式現(xiàn)場。敦煌研究院供圖

　　2月6日凌晨，一代國學大師饒宗頤在香港去世，享年101歲。

　　饒宗頤是當代中國百科全書式的古典學者，與錢鐘書并稱“南饒北錢”。

　　早年間，饒宗頤就與敦煌結下不解之緣，為敦煌學研究做出了開創(chuàng)性貢獻，甘肅省政府曾頒予“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

　　先生逝世的噩耗傳來，三危山下、大泉河畔，敦煌研究院的學者沉浸在一片哀悼追思中。

　　1當代大師漢學翹楚

　　饒宗頤的研究幾乎涵蓋國學的所有領域，出版著作60余部，僅《二十世紀饒宗頤學術文集》就浩浩12卷。根據(jù)他自己的歸納，其著述可分為：敦煌學、甲骨學、詩詞、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含金石學)、書畫等八大門類。很難把他歸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說，“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游子”。

　　季羨林在《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序言中寫道：“每一次有比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討研究，以之與紙上遺文相印證。他對國內(nèi)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簡直遠達令人吃驚的程度……”

　　2011年，西泠印社選舉饒宗頤為第七任社長，深孚眾望的學術宗師與“天下第一名社”走到一起，成為一時佳話。我省金石名家、西泠印社社員薛虎峻說：“饒公擔任社長后，多次組織舉辦國際研討會、展覽，推動西泠印社走出國門，他是我們印社的一個標桿、一面旗幟。”

　　由于他幾十年來致力于推動漢學發(fā)展，促進漢學在海內(nèi)外的推廣和交流，2013年3月23日，第五屆世界中國學論壇授予饒宗頤“世界中國學貢獻獎”。

　　2011年7月，國際天文聯(lián)盟批準將南京紫金山天文臺發(fā)現(xiàn)的小行星命名為“饒宗頤星”。

　　2鐘情敦煌學術斐然

　　在敦煌學研究領域，饒宗頤做出了許多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他與敦煌的首次結緣，早在半個多世紀前。

　　1954年，饒宗頤到英國劍橋出席第23屆東方學家國際會議，第一次接觸到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敦煌經(jīng)卷。這立刻引起了他的極大興趣，他系統(tǒng)地研究道教文獻資料，出版了《敦煌老子想爾注校箋》，闡明原始道教思想，填補了學術空白。這本書引發(fā)了歐洲研究道教的熱情，巴黎大學中國學院將此書定為研究生的必讀教材。

　　同時，他與法國漢學家的交往加深，得以閱讀法國的大量敦煌古籍。想到當時中國的敦煌學研究已落后于外國，他暗下決心，一定要好好研究，為國人爭氣。不久他和法國漢學家共同出版著作《敦煌曲》，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詞的起源問題，是敦煌曲子詞研究的先驅(qū)之作。

　　1978年他又獨立出版《敦煌白畫》，研究敦煌畫的人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敦煌壁畫和絹花上，而此書專門研究散落在敦煌寫卷中的白描畫稿，填補了空白。這兩部著作的問世，也奠定了饒宗頤在敦煌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地位。

　　他開創(chuàng)了敦煌學研究的數(shù)個“首次”：首次將敦煌寫本《文心雕龍》公之于世；首次研究敦煌寫卷書法，編撰的《敦煌書法叢刊》是最早對敦煌書法予以系統(tǒng)整理、介紹的著作，對敦煌書法乃至中國書法史研究影響深遠。

　　饒宗頤被學界譽為當代“導夫先路”的敦煌學大師。由于他對敦煌書法和繪畫的透徹研究，其繪畫和書法創(chuàng)作也吸取了敦煌藝術深厚的傳統(tǒng)，體現(xiàn)出敦煌藝術渾厚雋永的特點，并創(chuàng)立了“西北宗山水畫”，把西北蒼茫奇詭的風光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在當代畫壇獨樹一幟。

　　饒宗頤還長期擔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顧問，在香港舉辦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邀請大陸學者到香港從事敦煌學專題研究，主持編輯《敦煌吐魯番研究》等敦煌學專門雜志，成為國際敦煌學的有力推手和卓越領袖。

　　3數(shù)臨莫高出資保護

　　饒宗頤久離內(nèi)地，對故鄉(xiāng)的思念愈加強烈，他曾寫下“久去鄉(xiāng)關，累十余稔，山川喬木，望之暢然”的句子，寄托著對祖國的向往。

　　1980年，在中山大學學者曾憲通的陪同下，饒宗頤前往敦煌莫高窟考察。雖然他以敦煌學研究聞名于世，此前卻從未到過莫高窟。在火車上他一路凝望著窗外，曾憲通好奇地問：“荒無人煙的大漠戈壁有什么好看的？”饒宗頤回答：“我正等著海市蜃樓的出現(xiàn)。”

　　第一次考察之后，饒宗頤就被敦煌深深吸引，應邀擔任敦煌研究院榮譽研究員。1987年、2000年他兩度親臨莫高窟，發(fā)表了精彩的學術演講，令敦煌學人難忘。

　　2010年8月，饒宗頤再次來到莫高窟，參加由敦煌研究院與香港大學、中央文史館聯(lián)合舉辦的多項活動?；顒赢斎眨拭C省舟曲縣發(fā)生嚴重的泥石流災害，饒宗頤在祝壽晚會上，當場宣布，將香港各界為其賀壽的160萬元捐贈舟曲救災！

　　尤令敦煌研究院學者感恩的是，饒宗頤長期關注、鼎力支持敦煌文化遺產(chǎn)保護事業(yè)。2000年8月，香港愛心人士發(fā)起“香港敦煌佛跡防護功德林”計劃，饒宗頤與香港佛教界領袖覺光長老擔任籌委會主席，將募集的100萬元捐贈敦煌研究院，用于支持建設莫高窟崖頂風沙防護林帶。

　　2010年，在饒宗頤的號召下，“香港敦煌之友”基金會先后為敦煌研究院捐贈善款1485萬元，推進敦煌文化遺產(chǎn)數(shù)字化保護。之后，他又捐贈拍賣書畫所籌的善款602萬港元用于研究院建設科研樓，他親自題字“饒宗頤樓”。

　　饒宗頤數(shù)十年來對敦煌學的杰出貢獻，得到了社會各界的一致認可。2000年，國家文物局與甘肅省政府隆重舉行了“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頒獎儀式”，頒予先生“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

　　敦煌研究院幾代學者都曾在多種場合與饒宗頤有過交集，感受過他藹然長者的風范。80歲高齡的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先生還清晰地記得，很多次與饒先生促膝對談，得到諄諄教誨、殷切鼓勵。

　　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說：“饒公逝世，敦煌學又失一位宗師。先生一生關注敦煌學研究和敦煌石窟的保護，激勵莫高窟人堅守大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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