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涌現(xiàn)的書寫抗日戰(zhàn)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作品中，張雅文的報告文學《與魔鬼博弈——留給未來的思考》是獨特的一部，無論視角、眼光、描寫對象、時空展開，都與眾不同，比較難得。

　　《與魔鬼博弈——留給未來的思考》具有廣闊的國際視野。張雅文濃墨重彩地描繪了錢秀玲、法肯豪森、拉貝、辛德貝格、昆德、何鳳山、綠川英子等國際志士在二戰(zhàn)中的業(yè)績，彰顯了這些人物身上閃耀著的人道主義光芒。作品涉及人道主義與和平之光，人類戰(zhàn)爭中的正義與非正義，人性的偉大與卑鄙，以及對二戰(zhàn)的反思，延展和深化了懺悔、批判、反省的主題。

　　作者對這一題材的探索和采寫本身就構成了某種傳奇。作品的觸角伸向了廣闊的二戰(zhàn)戰(zhàn)場及幕后的政治較量，人物事件往往是立體的、交叉的、多面的。多年前，張雅文偶然得到關于錢秀玲的簡單素材，極為珍視，立即奔赴比利時，歷盡艱辛見到了當時尚健在的錢秀玲。作者為這位中國女性的人道精神與非凡人格深深打動，由此對更多國際反法西斯正義志士產生了濃厚的研究興趣，十五年來鍥而不舍，追尋他們及其后人的足跡。張雅文多次赴歐洲采訪，有些志士及其事跡是第一次被發(fā)現(xiàn)，第一次被書寫，屬于獨家報道。作者還盡可能搜集文件資料，發(fā)掘人物的內心故事。這些感人的事跡，包含著對人類命運、對世界前途、對人性善惡、對戰(zhàn)爭發(fā)生前因后果的深刻思考。

　　法肯豪森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起先，錢秀玲的故事和法肯豪森的故事，像兩條并不相干的河流，各自流淌。后來，它們因戰(zhàn)爭而發(fā)生交叉合流，之后又分道揚鑣，最后再匯聚一起，形成了一股人道主義的激流。起先是錢秀玲為了救羅杰、救96名人質，以國民黨將領錢卓倫的堂妹身份求助于德國駐比利時總督法肯豪森；后來，法肯豪森作為戰(zhàn)犯，接受軍事法庭的審判，又是錢秀玲站出來，為這位總督辯護、呼吁、正名。張雅文從《第三帝國興亡》中找到蛛絲馬跡，又赴德國采訪，發(fā)現(xiàn)了內部發(fā)行的法肯豪森法文回憶錄，請人翻譯成中文，再找到他的老友、老鄰居，挖掘出他鮮為人知的人生故事。法肯豪森雖然在二戰(zhàn)中犯有不可饒恕的罪行，但不能不承認，他從人道主義出發(fā)，冒著殺頭的危險，又最大限度地保護了很多抵抗者，保護了比利時人的利益。正如錢秀玲的文章所說，他是一個講人道、講友誼的人。這個具有足夠復雜性的人物告訴我們，在二戰(zhàn)中，并非一切都那么非此即彼，許多人常常以復雜的、矛盾的、交叉的、相互糾纏的情感形態(tài)存在。因為真實地寫出了這樣復雜的人物，這本書達到了相當的思想深度。

　　歷史是現(xiàn)實的一面鏡子。這本書的重點放在反思戰(zhàn)爭、反思人性上。為什么一個“戰(zhàn)爭瘋子”能把德意志推向深淵？為什么大家都看出瘋子會毀滅德意志，卻仍在執(zhí)行他的命令，忠于他的誓言？為什么德國和日本，同為二戰(zhàn)的歷史罪人，在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上，卻有著天壤之別？這是文化的差異，還是人性的區(qū)別，抑或別的什么？德國總理下跪謝罪不是作秀，而是懷著深深的負疚感，代表了德國人發(fā)自內心的懺悔。德國對二戰(zhàn)的反思從未停止過，至今還在追捕納粹罪犯。他們把反省寫進教材，寫入法律，他們在經濟上做出了巨大賠付。希特勒之類的罪犯，根本沒有墓地。此書還借專家的分析指出，德國戰(zhàn)后為四國共管；而日本僅由美國管理，出于遏制蘇聯(lián)和中國的需要，在美國的袒護下，天皇制未變，國體不變，官員沒動。德國是內陸多鄰國家，而日本是海中獨立島國，地緣的不同也不無關系……諸多原因導致德、日兩國對待歷史問題，持有完全不同的態(tài)度。

　　對民族性的反思也是本書的一個特點。書中對中華民族的仁義、勇敢、博大、善良給予了大力肯定，同時也指出，在猝然降臨的戰(zhàn)爭面前，還有些血性不足。而對日本侵略者的變態(tài)、殘忍，也同樣從文化的角度，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

　　本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作者作為書中的一個采訪者，她無時無刻不在分析、思考、感嘆、悲喜交集，她的采訪行為本身，帶出了許多鮮活的評價，時時進行著現(xiàn)場與歷史的比照，同時作者對人物命運和歷史材料的分析，也是活性的、流動的，并強烈地介入了敘述本身，照亮了大量的歷史情節(jié)和細節(jié)，提升了作品的藝術境界?？傊@是一部可以留給今天和未來思考的、很有價值的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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